zz深切悼念唐敖庆先生
[url]http://www.nsfc.gov.cn/Portal0/InfoModule_375/25560.htm[/url]1986年初，作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决策之一，国务院决定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会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唐敖庆先生被任命为基金会的第一任主任。基金会的领导班子、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来自三大部门，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有机整体。他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在他的领导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发挥委内外科学家的集体智慧，使自然科学基金制成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得到我国科学界和有关领导部门的广泛好评和支持。唐老作为我国科学基金制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80年代初，我当时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有幸协助唐老筹备组织我国第一届量子化学学术会议。在这期间，唐老的渊博学识，长者风范，为人谦和的高尚品德，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在唐老的领导下工作该有多好。
1986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先生派科学基金局黄坚局长和作为陪同的我一道去长春接唐老到北京上任。我们到吉林大学招待所刚安顿好，唐老就来看我们。当时是大雪天，唐老头戴翻毛大皮帽，脚穿大皮靴，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一进门就问寒问暖，同我们拉家常，询问科学院科学基金局的工作情况；向我们介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电话通知他国务院提名他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他表示尽管没有经验，只要党和国家需要，他一定尽心尽力，全身心投入。临走时还一再嘱咐我们东北很冷，一定要注意身体。
1989年初，在苏联解体前，我和沈文雄、刘才全、刘玺书等同志，陪同唐老访问苏联科学院。年事以高的唐老为节省费用和我们一样坐经济舱，住一般套间。当时的苏联已经衰弱，日常生活用品稀缺，市场上看不见水果。我驻苏大使馆给唐老送来的水果，唐老舍不得吃都分给我们。在访问期间，唐老非常注意发挥大家的作用，鼓励大家积极发言。跟唐老在一起，尽管日程很紧，但心情非常愉快。
有人说中国的部门易分不易和，我看到过也听说过一些单位合并，很少成功，要不各干各的，要不矛盾一堆。然而，基金委都是很和谐的。基金会从委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来自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教委，还有少數来自四面八方。由于唐老作为第一把手，在干部配置、使用以及在日常工作中，不分亲疏，一碗水端平，一样要求，一样对待。基金会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他的带领下，基金会很快就形成了凝聚力很强，人气很高，工作热情很高的战斗力集体。
他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评审原则，并逐渐形成了平等竞争的运行机制，为了公正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回避制度。唐老作为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他从不批条子，不为弟子和好友讲情，充分尊重专家的评审结果，也从不向化学部提任何个人要求。在建立专家评审系统方面，他只提出具体要求，从不推荐具体人选，也从不偏向任何部门和单位。在他的带领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自觉遵守和执行各相规定。基金会之所以能在科学界有良好声誉，与他率先垂范的领导风范和高尚品德密不可分。
他在工作中原则性很强，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方面又很低谦和。他独特的领导风格和高尚的长者风范，深得同志们的敬重。
他是我国科学基金制的一面旗帜，一面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永不退色的旗帜！
注：朱光美曾任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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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回忆基金委成立初期的唐敖庆主任
[url]http://www.nsfc.gov.cn/Portal0/InfoModule_375/25546.htm[/url]我是1986年11月由部队（国防科工委）转业到成立不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的，1991年之前在综合计划局任副局长，分管计划、统计、人事和办公室工作，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建委初期，内外环境困难较多，人员来自不同部门，理念不同，矛盾也较多。综合计划局的工作关系到全委的基本运作，似乎成了内外矛盾的交叉点，压力较大。担任委主任和党组书记的唐敖庆先生非常关心计划局工作，经常找我们去讨论问题，1988年还把党员组织关系转到计划局支部，以加强与计划局的联系沟通。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唐老接触较多，深感唐老待人诚恳、谦虚，作风民主、谨慎，处事公正、无私的优良作风，又博学多识，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和唐老的接触中我也受到许多教育，受益匪浅。
唐先生是老一辈留美学者，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基金委员会成立之初，唐老就在总结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多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16字项目择优、评审原则，深得科学基金制的精髓。科学基金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核心思想是民主、公正、透明，把项目选择权力交给科学家群体，并建立权利制衡机制。科学基金制和16字评审原则在科技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群体给予很高评价和全力支持。但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科学基金制像是计划经济大海中的一叶孤舟，从计划经济角度看像只丑小鸭，和周围大环境难以相容。因此，不理解或反对者为数不少，特别是一些掌有实权的科技官员，这是造成基金委初建阶段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有位同志很诚恳的对我说过，“面上小项目太分散，很难有显示度，要集中批大项目”，看来他不明白科技也需要播种。还有位同志说：我们在岗位上，是为党掌权，基金委把权利交给外单位的人（指科学家），要你们这些人做什么？基金委内部也有人抱怨“自己也是一级领导干部，却一点权利没有，到下面去很没面子”。争取每年国家拨款有所增加，是基金委的头等大事，更是综合计划局的头等大事，但困难重重，不利消息接二连三，诸如南方水灾、北方干旱、重大工程开工、扶贫、普及义务教育等都可以成为削减我委经费的理由。我体会，当时国家财政确实紧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对科学基金制缺乏理解或有疑虑，认为这种拨款制度尚需观察。面对困难，唐老顶住压力，坚持16字评审原则。唐老亲自跑政府相关部门，做解释说服工作，几乎每年都利用会议、接见等机会向总书记或总理（赵紫阳、江泽民、李鹏）汇报，争取经费增长。在唐老担任主任的5年间，我委国拨经费每年都有所增加，虽然增长幅度不大，如果扣除物价指数，有时甚至是负增长，却是来之不易。
建委初期，国家科技经费奇缺，为了能拿到一项基金项目，不少科学家千方百计的和唐老联系，但唐老从来公事公办，决不开后门，他收到的有关项目的来信，都原封不动的转有关科学部，他不写一个字，不发表任何意见，为公正处理提供了空间。但唐老对科学家科研经费短缺非常同情，对经过正常评审程序的项目总是“心慈手软”，尽可能关照。1986年底在委务会议审批第一批基金项目时，唐先生提出，由于经费所限，当年批准项目数量不多，有少量优秀科学家的申请项目未被批准，意见比较强烈，申请人大部分是当时的学部委员或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项目质量都很好，只是差了1票，相关科学部建议增批，提请委务会讨论可否增批少量项目并相应增加经费。我从计划局的角度感觉不妥，因经费已分完（当年只有8000万元，实际已超批），特别是担心封不住口，导致经费严重超支。唐老耐心说服我，他说：科学家的支持是科学基金制发展的基础，对他们的困难要尽力帮助，所需经费不多，既然已经超支，就再多超点也没有太大问题。讨论结果委领导们都同意增批这10来个项目，我无话可说，只能安排“寅吃卯粮”。后来我体会到唐老和委务会决策是正确的，虽然增加了“寅吃卯粮”的亏空，但随着经费增加可以逐步消化吸收，而当时解决一些知名学者的急需和困难，体现了基金委对科学家的关爱，同时对立足未稳的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的发展有利。
1987年经武衡同志提议，国家科委批准，国家自然科学奖评选工作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负责。新一届奖励委员会由武衡为主任，唐敖庆任第一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师昌绪先生任秘书长，我任办公室主任。因自然科学奖评选在高层科学家群体中引发矛盾很多，唐老一度担心卷入矛盾，会影响基金委的社会形象，曾犹豫是否接此项工作，但在委务会决定接收之后，唐老对此项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办公室制定的章程、评审程序、换届方案等重要文件，唐老要逐句推敲修改，遇有比较重要事项，唐老总带着我们向武衡汇报，有一次还去中南海向担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汇报。为做好奖励委员会换届工作，唐老和师昌绪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先后走访国家教委副主任朱开轩、黄辛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洪烈，并多次向武衡主任汇报情况，使极易引发矛盾的换届工作顺利完成。在向各科学部布置评审工作时，唐老要求“慎之又慎”，对有争议的项目要多花时间调查，不可仓促定案，要求评审程序严格，不能粗心大意，评审结果要使科技界满意，申报人心悦诚服，尽可能不留争议问题。大约是1988年上半年，有一项一等奖获奖人在异议期中受到强烈非议，该单位党委书记等两位领导找唐老汇报，为被异议人说情，唐老要我参加。因属敏感话题，我曾担心唐老因对情况不很熟悉而被“抓辫子”，但唐老在耐心听取了客人的介绍后，说了一席高屋建瓴的话，倡导了民主作风，维护了评审原则，指出了存在问题，给出了解决办法，热情洋溢又不失原则，使来人心悦诚服，又给我们留下充足的处理空间。国家自然科学奖从1987年起在基金委完成了四次评审，全委上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完成的很出色，受到科技界的好评。
唐老颇有传奇色彩，科技界流传着不少精彩“段子”，比如，有人说唐老博览群书，国文基础好，对中国古典文学著作研究造诣很深，曾发表红楼梦研究文章；也听说唐老眼睛不好，上学时看不见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故从不记笔记，但考试永远是第一名等等。对此，我不了解，真假难辨。但我知道唐老眼睛高度近视，据说有2000多度，即使戴着瓶底似的眼镜，两米之外就看不清人的轮廓。但他记性却极好，听力也很好。唐老在各种会议上经常如数家珍般的说出自然科学基金的各种数字，有时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唐老的数字大部分出自计划局，由计划处、统计处、财务处、成果处提供基础数据，大部分由我汇总或审核而成，我在综合计划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和数字打交道，每年出版的两本“汇编”往往占去很多时间。但我离开本本，许多数据都记不住，但唐老能记住。有时时间紧迫，头天把数据交给唐老，第二天上午唐老就能背诵如流，唐老记忆力之好，令人叫绝。唐老年龄大，视力不好，但走路、上下楼梯从不让人搀扶，步履一贯平稳有力。唐老秘书对我说过，上下楼梯时最好不和唐老说话，因为他在数楼梯数。凡经常去的地方，如基金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每层有几级楼梯唐老都能记住，所以能大步流星的上下楼而从不失足。对基金委的许多人，包括我，唐老大概并不知道长相，因为一般难有机会让唐老面对面近距离细细观察，唐老认人是靠听说话，甚至听走路声音来辨别。有次我去唐老办公室请示问题，见房门开着，室内有人和唐老说话，我怕打搅就站在门口等着，没有说话，但唐老已从脚步声听出我来了，立即回头说“是李克健同志吧？”大家都笑了。大约是唐老80岁高龄时，决定做眼睛激光手术，校正近视，不少人劝他不要去冒风险，但唐老心意已决，在青岛做了手术。一次在楼道碰到唐老，我上前问候，问唐老“看清我了吗？”唐老高兴的说“现在看清了！”我想这是唐老第一次知道我的模样。
唐敖庆先生是新中国一代科学大师，他的离去带给我们不仅是巨大的悲痛，也伴随着我们深深的怀念，唐老留下的高尚情操将永放光芒，为后来者照亮着走向未来的大道！
尊敬的唐老安息吧！
李克健：1986年11月－1991年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综合计划局副局长，1991－1999年5月任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退休后承担部分社会工作，任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开发银行新材料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生物材料委员会顾问，《新材料产业》杂志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材料导报》、《新型炭材料》、《高科技纤维与应用》等杂志顾问等。
忆唐敖庆先生zz
[url]http://www.nsfc.gov.cn/Portal0/InfoModule_375/25544.htm[/url]忆唐敖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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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师昌绪 发表时间:2008-07-21 摘自:科学时报
惊闻唐敖庆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深感悲痛。我与唐先生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事多年，深知唐老为人正直，一心为公的高尚品格。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时，我就与唐先生相识，我们的相知相敬则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建立与运行期间，共事中建立起来的。
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中任命唐敖庆先生为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同年3月21日，我被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从此，我与先生开始共事4年。
今天的科学基金被誉为培育创新的“沃土”，这离不开第一代科学基金工作者在这片“处女地”上的艰辛开拓。
基金委成立伊始，唐先生等人深感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为了如何更好地开展科学基金工作殚精竭虑。
在基金委第一届第一次全委会上，唐先生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十六字评审原则，并一直沿用至今。他领导建设了一个在科技界享有盛誉的专家评审系统，成为科学基金工作的重要依托。唐先生还以身作则，带头严格执行评审原则。他要求全委工作人员务必做到不走后门、不递条子，自己以身作则，在任期间从不干扰评审专家对项目的评审工作。对希望他在评审资助项目上给予关照的同志，他总是婉言回绝，让这些项目平等参与评审，对于未能命中的申请，他总是耐心地指出不足之处。
正是由于先生的率先垂范，科学基金形成了依靠专家的良好风气，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系统被科技界公认为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经过这个专家系统评审资助的项目，被公认为能体现学术水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这一整套评审机制，对科技人员产生了很好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唐先生工作作风民主，经常召开中层干部会议，决定基金委的大政方针，而且透明度相当高。对于一些他不太认同的事，在经过认真讨论以后，他也能欣然作出正确的决定。
其中一个例子让我记忆深刻。
1986年，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武衡同志对恢复在“文革”期间停了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非常关心，并提出只有中国科学院或者基金委有能力承担这项工作。当时，基金委内部对这项工作存在较大争议，有的同志认为此项工作难度较大，且易得罪人，态度并不积极。当时的常务副主任胡兆森同志和我则认为通过自然科学奖的评定，可以了解全国基础研究实力的分布。而且，该奖项也会是科学基金成果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力主承担这一任务。在唐先生的支持下，经过大家多次的磋商讨论，统一认识，化解分歧，基金委在1987年恢复了评奖工作，次年又扩大到港澳地区，到1994年先后评了4次。后因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奖励办公室，基金委承担的这项工作才告结束。在此期间，我们处理了多项有争议的项目，由于评审工作坚持公平、公正、严谨和透明的原则，受到了科技界的广泛好评。
作为一个科学家，先生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深思远虑的作风和习惯，他是我国量子化学的领军人物，曾获得过我国最多最高的化学奖励。他连续4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并获得1993年度陈嘉庚化学奖和1995年度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审视前沿、精心规划、严谨治学、扎实细致、尊重同行、协同创新，勇攀科学高峰；在指导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他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对于科学事业，他殚精竭虑，毕生奉献。
作为一个具有人格魅力和高尚科学道德的科学家，唐先生作风严谨、谦逊谨慎、堪为师表，是吾辈学习的榜样，他的崇高品德和大家风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国家走向富强的今天，先生的精神应大力提倡。
谨以此文悼念唐敖庆先生！
zz倾心科教 高谊可风
[url]http://www.nsfc.gov.cn/Portal0/InfoModule_375/25542.htm[/url]倾心科教 高谊可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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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发表时间:2008-07-21 摘自:
我国杰出的化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原主任唐敖庆先生，于2008年7月15日不幸因病逝世。唐老的逝世是我国科技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唐老于1986年至1990年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届主任，1991年后任名誉主任。作为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的开拓者之一，他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我国量子化学的重要奠基者
唐老一生倾心国家科技和教育事业。1949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后，冲破重重阻碍，婉言辞谢了各方面的真诚挽留，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回到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唐老最初执教于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来到长春参与创建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化学系的工作，1956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副校长，1978年任吉林大学校长。
唐老常怀报国赤子之心，学术眼光敏锐，准确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发展趋势，为推动我国化学研究在世界前沿占有一席之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在给同事的信中写道，“高分子化学在70年代以来有很大发展，主要是用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成就来研究高分子的物理和化学化学性质。我们要奋起直追，做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不含和包含内环化的溶胶—凝胶理论，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的突破口”，科学远见卓识和创新报国情怀洋溢在字里行间。
唐老一生严谨治学，勤于耕耘，硕果累累。1955年，他发表关于 “势能函数公式”的成果，受到国际化学界关注，该成果1957年获得我国首次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他带领研究小组，创造性地发展和完善了配位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项成果被1966年北京国际暑期物理讨论会评为十项优秀成果之一，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他和研究小组探索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数学技巧和模型方法，提出了本征多项式的计算、分子轨道系数计算和对称性约化等三条定理，深化了对化学拓扑规律的认识，基于上述贡献，“分子轨道图形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成果，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80年代后期，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成果“缩聚、加聚与交联反应统计理论”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唐老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他说，“长江是后浪推前浪，大海是一浪高过一浪。我们教书育人、科研工作也应该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我国的科学事业才能不断向前发展，继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才能在世界上有立足之地”。唐老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立足学校，通过办进修班、讨论班等多种形式，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理论化学优秀人才，有的成长为学术带头人，有的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基金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小平同志指出：“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家都会赞成，不会反对。这是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标志着以“宏观引导、自主申请、平等竞争、同行评审、择优支持”为基本特点的科学基金制开始在我国全面实施。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它突破了传统的计划拨款体制，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开辟了一条稳定持续的资助渠道，极大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爱国奉献、开拓创新精神。如何将国际上先进的科技管理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是一个重大战略课题。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推进这一历史形势下，唐老受命担任第一届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他把几十年科研经历中形成的对科学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凝成科学管理的先进理念，以战略科学家的视野，为发展中国特色科学基金制、繁荣我国基础研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老始终强调国家实施科学基金制的重要意义，要求科学基金工作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认为，实施科学基金制，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首先改变了过去那种单纯用行政手段，按部门、按地区、按单位、按人头层层切块分配经费的拨款方式，打破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局面；在选择科研项目上“优中选优”，避免了低水平重复，使国家有限的资金更有效地用于学科发展前沿研究和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激发了科研人员的荣誉感、责任心和拼搏精神，充分发挥了他们在选题、制订研究方案、物色合作人员、实施研究计划等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唐老始终强调基础研究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确保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的大方向不动摇。他认为，重视开展科学研究，无论对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依赖于基础研究作为前导和提供储备。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是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科学技术，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老始终强调尊重科学规律，坚持在科学基金工作中倡导和践行科学管理的理念。他认为，基础研究特别是其中的理论部分，同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相比，有其特殊的规律和不同的特点，一般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较长的工作周期，要特别注意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对研究成果，应着重考察其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唐老十分重视统筹部署、发挥科学基金的引领作用。他曾提出，科学基金工作要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面向与储备、应用与基础的关系；要认真制订好项目指南，使自上而下地引导和自下而上的申请密切结合，对那些科学前沿和对国民经济、生产技术长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以及针对我国自然条件特点、有利于发挥自然资源优势有重要作用，研究力量雄厚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要给予优先发展和扶持。科学基金工作的根本使命是支持创新，在关于资助什么样的创新研究的讨论中，唐老简明扼要地提出，要力求“三新”（新思想、新方法、新成果），重视移植。他认为，“三新”之中有“一新”，就算有创造性了。一般说来，“三新”全具备是相当不容易的，在基础研究中，首先要重视新思想，其次是新方法，再次是新结果。因此，在研究工作中要强调“三新”，辩证地看待“三新”。拿评价基础研究的标准来评价应用和开发研究，过分强调“三新”，就会束缚我们的手脚。唐老的诸多论述，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唐老始终强调坚持科学家的主体地位，在科学基金工作中重视发挥科学家群体的主体作用。唐老曾深刻地提出，依靠专家是党在科技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科学基金工作全过程只有依靠专家，才能做到择优资助，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他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十六字”评审原则，领导建设了一个在科技界享有盛誉的专家评审系统。评审专家系统是科学基金工作的重要依托。1990年，科学基金已经形成了包括1.5万名通讯评议专家和51个学科评审组612名会议评审专家在内的专家系统。唐老以身作则，带头严格执行评审原则。他要求全委人员务必做到不走后门，不递条子，自己以身作则，在任期间从不干扰评审专家对项目的评审工作。对希望他在评审资助项目上给予关照的同志，他总是婉言回绝，让这些项目平等参与评审，对于未能命中的课题，他总是耐心地指出不足之处。正是由于唐老的率先垂范，科学基金形成了依靠专家的良好风气，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系统被科技界公认为具有公正性和权威性，经过这个专家系统评审资助的项目，被公认为能体现学术水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这一整套评审机制，对科技人员产生了很好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唐老始终坚持开拓创新，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在唐老主持下，第一届自然科学基金委勇于开拓，通过科学基金工作者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初步建立了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三个基本层次的资助格局。重视发挥科学基金的引导作用，把自上而下的指南引导和自下而上的选题申请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既有自由申请，又有主动组织，既有全面安排，又有纵深部署，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的工作机制。在唐老为主任的第一届班子的领导下，科学基金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四年共批准资助科学基金4.26亿元，资助了10000多个基础研究项目，包括近400个高技术新概念、新构思探索项目、1000多个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0多个对国家、社会、经济有重要意义的重点项目，以及70多个学科综合交叉、意义深远的重大项目。先后与十多个国家的科学基金组织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资助了上千个国际合作项目。四年中全国约有1000个单位、近10万人次获得科学基金资助，资助项目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
科学精神的积极倡导者
唐老高度重视发挥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提出，在科学基金工作中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科学技术在社会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促进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密切结合，建立先进的科学观念，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传播、发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摒弃迷信和愚昧，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唐老在科学基金管理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坚持弘扬唯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倡导严格、严肃、严密的学术风气。唐老曾在致科研同事的信中写道：“科研如攀登高山，在崎岖的道路上前进，无平坦道路可走，确实如此，但只要锲而不舍，最后终能解决问题。”他认为，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不仅要勤于实践，敏于思考，而且要具备良好的科学道德。对于如何加强科学道德修养，唐老提出了四条准则：一是学风要严谨，态度要认真；二是正确对待别人和自己，同事间真诚合作；三是实事求是地评价科研成果；四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百家争鸣。
唐老本人就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和高尚科学道德的科学家。他提出的四条准则，正是他自己思想品德的真实写照。在科学基金事业开拓过程中，他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团结同事，勤奋工作，努力为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创造条件；在科学基金日常管理工作中，他认真负责，作风民主，始终采取科学态度，察纳雅言，充分尊重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审视前沿，精心规划，严谨治学，扎实细致，尊重同行，协同创新，勇攀科学高峰；在指导培养研究生过程中，他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循循善诱，教同化雨。殚精竭虑，毕生奉献，唐老不愧为我国科技教育界的治学典范和道德楷模。
今天的成绩是历史的沿续和发展。唐老的崇高品德和大家风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唐老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基金开拓者为科学基金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广大科学基金工作者心中！
科学基金工作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20多年发展，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科学基金经费稳定增长，2008年财政投入达到53.59亿元。科学基金确立了“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工作方针，发展和形成了包括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目三大系列的资助格局，建立了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为核心的一整套规章体系。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锐意进取，不断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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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人
啊，愿主保佑你，啊门！ 不知道现在严谨敬业献身国家提携有为后辈的真正科学家（专家）还有几人？回复 7# dawn0675 的帖子
唐老师绝对是其中一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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