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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粮”系列报道

cc136520 发表于: 2008-4-27 10:54 来源: 化学吧 - 化学论坛 - 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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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36520 at 2008-4-27 10:55:22

【报纸名称】科学时报  
【日期】2008年4月16日  
【版面】1  
【分类】经济 > 中国经济  
【全文】
　　
［科学时报

　　洪蔚

　　报道］尽管“以粮为纲”的口号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行渐远，但当2008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一路飙升，整个世界都在探讨粮食危机的大环境下，很多人不得不开始担忧：中国这个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将面临怎样的险境？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李昌平——这个曾在2000年含泪给总理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原任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在全球都在关注粮价的当下，他打破了多年来“不参与粮食问题讨论”的沉默，为本报作出这样的判断：


　　
中国粮食的生产潜力是安全的，中国粮食安全是有代价的，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政策底线的。


　　
中国粮食是安全的


　　
19世纪马尔萨斯就提出过，在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为人类未来吃饭的问题表示出忧虑。10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更直接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李昌平的回答简单而充满信心，“已经度过了人口增长高峰的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


　　
李昌平分析说，建国以来，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4亿多，在这30年中，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粮食安全问题，并且还是粮食净出口国。在1979年到2008年的30年，中国人口又增长了4亿多，依然是粮食净出口国。以现有的人口增长速率计算，从2009年到2039年的30年，中国人口顶多增长1.8亿。已经度过了人口增长最高峰的中国，单纯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会比前两个30年小很多。


　　
他的结论是，尽管未来30年，粮食产量的增长未必会超过前两个30年，但无论从土地利用、生产力水平，还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评估，中国粮食实现自给，应该不是太艰难的事。


　　
李昌平分析了影响粮食生产的几个主要因素。


　　
先是土地资源。一个基本判断是，我国可利用耕地目前还有增长的可能。比如，三峡工程建设后，长江流域就新增了旱涝保收良田数千万亩。中国有60万个左右的村庄，至少占地4亿亩，如果能进行科学规划和整理，从中可以节约出1亿~2亿亩土地，作为耕地使用，增加的面积接近目前18亿亩耕地的10%。未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各大流域和沿海增加人造地的潜力还很大。因此，在人口增长速率减缓的前提下，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从生产力水平和土地利用水平上看，我国中东部和四川等地，一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的粮食产量可以超过重庆、贵州、甘肃、宁夏、西藏、陕西、山西、青海等省市区的粮食总产量；随着技术进步促进装备农业、设施农业的发展，中部、西部、北方和东北，一亩大棚蔬菜生产量就相当于数亩大田的自然生产量，技术进步替代土地的潜力还非常大；随着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和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我国北方、西北等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也将大幅提高。


　　
此外，生物技术的进步和现有品种改良和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推广普及，粮食至少还有20％的增产潜力。将来会不会有袁隆平第二、第三，虽不敢肯定，但是可以期待。


　　
中国粮食安全有代价


　　
李昌平认为，长期以来，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农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旦他们醒悟过来，选择“不玩了”，那么，本来可以安全的中国粮食问题，就会产生危险信号。目前，耕地撂荒、劳动力流失所显示的，正是这危险信号的第一征兆。


　　
“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李昌平说。


　　
李昌平说，表面上看，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是保护农民的，其实不然。我们看看政府调控粮价、“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就明白了。


　　
政府每年都会在春耕时节抛售库存的粮食，控制市场上的粮价回落（尽管国际粮价在大幅上涨）；与此同时，政府会推出比上年稍高的保护价，以“钓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当千家万户的小农围绕政府的“魔棒”生产出粮食后，由于政府事先规定了“保护价”，市场上的非国营收购主体也会心照不宣地“搭保护价便车”——围绕保护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即使国际市场上的同期粮食价格在大幅上涨，也对国内粮食收购价格不构成太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政府和粮商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基本收购完毕后，粮食及其加工品会涨价一段时间，直至下年的春耕前政府抛售粮食，并出台新年保护价。


　　
“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分散的小农是很难享受粮食涨价好处的，他们一旦觉悟，就会退出这场不公平的游戏。”李昌平说。


　　
在李昌平看来，从长远来看不存在安全问题的中国粮食生产，却有可能因为政策失误，导致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也使围绕粮食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他认为，由于中国人的恩格尔系数（总收入中用来购买食品的比例）普遍很高，要保障10多亿人的粮食安全，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是不可行的，因此，保护价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但其中，有些政策的底线却是不可逾越的。


　　
首先要从政策上保证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不下降，并逐步提高。而今年的保护价，根本就没有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粮农的作用。李昌平以稻谷为例向记者解释：


　　
今年国家出台的粮食保护价比去年提高了9％，早稻75元/

　　50公斤，中稻76元/

　　50公斤，晚稻79元/50公斤。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劳动力价格上涨了25％，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上涨都超过了20％以上，而同期国际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已经上涨了100％以上的前提条件下，粮食保护价9％的上涨远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显而易见，这不可能不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再者，今年早稻保护价也过低，不利于农民扩大复种指数，提高种粮效益。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早稻定价过低，我国的复种面积一直在下降，导致2000年前后5年粮食持续减产。今年的早稻定购价格依然比中稻价格低，晚稻价格也只比中稻价格高出3分钱/

　　500克，这对促进“单季稻改双季稻”增加粮食产量和种粮比较效益作用不大。


　　
从已发布的保护价看，李昌平估计今年的粮食产量维持去年的水平有点难，今年粮食收购期，农民会普遍惜售。增产停滞和普遍惜售，必将导致今年实际稻谷价格会超过早稻88元/

　　50公斤，中稻86元/

　　50公斤，晚稻90元/50公斤，并且，政府还会在粮食收购中遇到农民的“消极抵抗”。


　　
防止侵犯农民土地权益和


　　
土地大规模兼并


　　
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生产模式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引出诸多争议、导致政权兴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李昌平看来，当前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经营模式也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认为1988年以来的土地政策，在维护粮食安全上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李昌平分析，因为“粮食安全”的理由，在1988年，政府垄断了土地非农用权利，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被漠视。他认为，为“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是对的，但剥夺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则只会加剧土地的被征占。政府征用的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并可获得巨大的独占地租。指望从中获得利益的地方政府来保护耕地，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国虽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土地乱征乱占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仍然存在。


　　
他提出，为了粮食安全而保护耕地，要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保护神，并有积极性造田和培养地力。


　　
面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困境，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规模化、工业化的思路，把农村变成农业生产的工厂，把农民变成农业生产的工人。而在李昌平看来，这种“鼓励资本家下乡改造小农”，走“公司＋农户”的路子，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理论，具有极高的欺骗性。与之相反，他提出要“避免资本家改造小农，避免大规模土地兼并”。


　　
李昌平认为，小农家庭经营和公司大规模经营相比，虽然经营主体的收益没法比，但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20％以上的优势。中国如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粮食安全的制度基础就动摇了。不仅如此，现行粮食安全的流通和价格体系的基础也会随之瓦解。


　　
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应该走政府扶持农民自主的现代化路子，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对中国粮食安全却是有利的。他认为，为了粮食安全和亿万小农的可持续生计，中国必须逐步加大对小农和小农互助合作的扶持，而不是扶持资本改造小农。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策略。


　　
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的新问题：


　　
生物能源


　　
2007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鼓励大规模生产生物能源的新能源法案，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粮食供需形势，从长期上支撑了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


　　
面对汽车与人争粮的新形势，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议。联合国一位官员曾表示：“在世界上还有10亿人口处于饥饿状态时，却大规模利用粮食生产燃料加入汽车烧掉，这简直是在犯罪。”这一观点与李昌平基本一致，他认为，这一新问题的出现，使我国进入“粮食安全”的高代价时代。


　　
“中国要避免跟随美国开展生物能源产业竞赛。”李昌平说，“石油价格超过了100美元/桶，这为生物能源产业创造了前景。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美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导致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呈现长期上涨趋势，但中国，将面对粮食安全的高代价时代。”


　　
李昌平提醒，未来一些年，美国将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大发展，中国绝不能跟风，因为中国的土地只能养人不能养车。中国要在国际社会配合国际NGO，高举

　　“反对生物能源，保障世界粮食人权”的大旗，并大力倡导制定针对生物能源的惩罚性措施，维护人民吃饭的权利。

cc136520 at 2008-4-27 10:56:01

【报纸名称】科学时报  
【日期】2008年4月21日  
【版面】1  
【分类】经济 > 中国经济  
【全文】
　　有研究认为，现在我国科技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大致为40%左右，尚存在较大的提升潜力。“十一五”期间，科技部大幅增加对农村科技的投入，将工业领域和农社领域的经费比例从原来的7∶3调整到5∶5，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和“973”计划等主体计划中向农业领域倾斜。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科技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么，中国科学院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贡献和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近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专访时，特别对此作了总结和概括：“从世界背景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个重大问题，要确保粮食供给，需要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拥有包括生命科学和资源环境在内的涉农研究所40多个，各有专长又相互关联。中国科学院以其学科的综合性和科技人员长期的工作积累，在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粮食安全问题方面，已经并必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科学技术对农业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为社会切身感受到的重大贡献之一就体现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农业发展曾有著名的“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李家洋认为，尽管伴随时代进步，用词发生了变化，但其内涵在今天依然十分重要。他着重列举了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方面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良种，“这可以从袁隆平院士和李振声院士分别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上充分体现出来，袁隆平院士的主要贡献是杂交水稻育种，而李振声院士的成就是培育了小偃系列的小麦品种和基于这一品种所培育出来的很多地方主干优良品种”。



　　在育种方面，中国科学院做了很多工作。育种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对于优良品种，它能够节水、节肥、抗旱、抗病虫害，甚至在有些地方还需要抗高低温等。“中国科学院主要是通过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等的研究成果与技术集成做到这一点。今后的发展方向主要是根据不同地域的条件与要求，把高产优质、节水节肥、抗旱抗病虫害等特点集成起来的作物品种设计。此外，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需要提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就需要特殊株型结构的农作物，这些都需要通过品种改造去实现。在这方面，中国科学院无疑具有强大的力量，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高水平的专家队伍。”



　　其次，在农业耕地方面，不论是在耕地数量或耕地质量变动的监测与评价，还是在耕地保育与污染修复方面，中国科学院都可以给予技术上的指导与支持。“比如，在数量方面，因为我们有卫星遥感和航空遥感测量系统与技术，可以准确测量土地量的变化，既可以了解土地的瞬间动态变化，也可以掌握土地耕种的历年变化，比如种了什么作物、长势如何等问题都可以借助遥感技术得到答案。”就耕地质量而言，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特别是南京土壤研究所，在土壤科研方面有非常深厚的积淀，可以研究并了解不同地域的土壤状况，如结构、养分、水分、污染等情况，从而能够根据不同耕地的类型与所种植的农作物情况，提出相应的种植品种与耕作模式等宏观指导和技术标准。



　　第三，从水分来说，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水问题，有的地方是地表水问题；有的则为地下水的安全可持续利用问题，比如华北地区存在全国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如何进行补偿挽救，使农业生产可以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课题。中国科学院在解决水土流失、水分有效利用和水土肥的合理高效耦合等问题上都在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生物技术目前在全世界都受到高度重视，正处于技术攻坚与大发展的早期阶段。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科技对农业的贡献将更加突出，在作物新品种培育、生物农药和生物制剂研发等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大力发展与应用环境友好的生物技术是确保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和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途径。比如，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与河南省济源市有关企业合作研制的昆虫病毒生物农药，可以有效地通过病毒来控制虫害，因此一个100多人的小厂就可以生产满足3000万亩次抗虫害需求的生物农药。



　　今年4月初，中科院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与当地政府签署了《合作建设生物科技产业示范基地框架协议》，必将极大地推动生物科技特别是与农业相关生物科技的产业化进程。



　　中国科学院已经拥有诸如寡糖农药、S诱抗素、宁南霉素、缓控施肥和昆虫信息素等一批原创性科研成果，对我国蔬菜、棉花、草原鼠害和森林虫害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此外，中国科学院在农业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也有很大的潜力，比如在超高生物量的植物筛选、生物柴油、乙醇发酵等方面，都具有比较好的工作积累。



　　未来方向：



　　农业的工业化发展趋势



　　从长远发展来看，李家洋认为，今后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应该是高产优质、高效多抗、专用品种的规模化精准设施农业，其主要特点是农业的工业化发展趋势。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沿着这一方向前进。比如在美国，一家人的农场就可以耕种几千亩乃至上万亩土地，在播种、除草、灌溉、施肥和病虫害防控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实现机械化生产和自动化管理。



　　面对未来农业生产中对自动控制方面的更高需求，李家洋认为，中国科学院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节水农业、后加工、特色农业设施的研发等方面，都可以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长远看，中国农业迫切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和参与，这样才能实现水、土、肥等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达到高产、优质、高效的目的。”有鉴于此，中国科学院部署了不同层次的农业科研项目，除了各个研究所在品种、水分、土壤、农药、化肥、肥料等方面部署的领域前沿项目外，生物局和资环局在创新三期中部署了数十个重要方向性项目，这5年来仅生物局在农业科研方面就有2亿多元人民币的投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9月，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一个经费达到1亿元的项目――“耕地保育与持续高效现代农业试点工程”。这是中国科学院在农业领域支持的重大战略项目，也是中国科学院在“十一五”期间的先导性项目。



　　该项目主要包括4个方面：一是利用航空和遥感技术对土地进行勘测，确定耕地的数量基数；二是对土地的产能和质量进行评估、研究，探索持续增产的途径；三是为粮食的持续增产形成综合的系统技术体系，努力达到年增产1%的目标；四是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按照由点及面、逐步辐射的思路，为全国农业的持续增长提供示范和指导。



　　据李家洋分析，在中国人口高峰的2030年至2040年、人口达到14.5亿时，中国粮食产量在现在的基础上需要每年增加0.5%至1%才能满足需求。中国科学院为能确保这一粮食增长潜力的实现，需要探索并提供科学技术支撑，这就需要各类技术的综合集成，通过重大项目把土、水、肥、种子、农药、信息等各方面资源和科技成果都综合集中起来。“中国科学院清醒地意识到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在知识创新工程三期的整体战略布局中，我们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现代农业创新基地。”



　　要特别重视中低产田



　　“我要特别呼吁对中低产田改造的重视和投入，这是我国农业生产中一直存在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现有耕地中，70%左右都是中低产田，只要能够使中低产田单位产量提高一个小台阶，就是解决国家粮食问题前进的一大步。”李家洋表示。



　　在历史上，中国科学院在黄淮海中低产田的改造并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耕地保育与持续高效现代农业试点工程”这个战略性项目，作为中科院在农业方面的先导性重大项目，将会更进一步关注中国的中低产田改造问题。



　　“目前，中国粮食增产的主要潜力区域一个在东北，另一个就是淮北地区；淮北地区主要是中低产田。从长远看，中低产田改造也将涉及优良新品种的培育与选择，国家现有品种多数是追求高水肥条件下的高产，但这在中低产田的一般条件下很难实现；同时高水肥还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要对淮北地区中低产田改造更多关注的原因。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中科院与相关省的合作，重点解决不同土壤类型的中低产田改造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做好示范与引领工作。”



　　中低产田改造在不同土地类型上有不同要求，黄淮海的中低产田改造使以前的盐碱地、荒洼地在十多年间变成高产优质的耕地，江西红黄壤也能变成高产优质的水稻田。中低产田改造的成就大小，除土壤本身的状况条件外，将主要取决于专家、当地政府和农民的合作与投入。



　　制定长远明晰的农业战略



　　李家洋表示，“三农”问题紧密相连，中国科学院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贡献，不仅在农业技术层面，同时还包括在对我国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和对农业政策方面的有关建议。



　　在国家宏观政策方面，中国科学院有一批优秀的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他们依托中国科学院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背景，可以从各个方面对“三农”问题作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除发表论文以外，他们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高层领导提供咨询报告和建议，通常都会得到国家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这些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中，包含不同层次的问题，涵盖粮食生产、农村发展、土地流转机制、劳动力转移、转基因作物、农作物的效益比较、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等各个方面，既涉及到大的政策问题，如体制机制问题，也关注到小的具体项目，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效益与影响分析。



　　针对农业比较利益低而出现的撂荒问题，李家洋认为这也是中国科学院能够有所作为的方面，比如撂荒地的面积、撂荒的时间、是否有进一步利用，都可以通过航空遥感进行准确的监测和跟踪。



　　李家洋强调，农业比较效益和农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这都是全球性的问题。农业还是一个需要政府长期投入扶持的领域，农业的最基本功能是提供人们生活的最基本保障。不管是粮食、蔬果、经济作物，还是养殖业的畜禽渔产品，都是人们生活和生存的必要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扩展到较高附加值的各种农业加工品，再进一步提升到以生物原料为基础的生物基工业产品，比如可降解塑料、生物质能源等。“国家在这方面要有一个长远明晰的战略，从农业的基础保障功能，一级级向上发展，这样，在一个长远明确的国家政策指导下，使与农业相关的各个层次的生产达到合理的平衡，保证各个方面都能得到良好的比较效益，从而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cc136520 at 2008-4-27 10:56:29

【报纸名称】科学时报  
【日期】2008年4月22日  
【版面】1  
【分类】经济 > 中国经济  
【全文】
　　
民以食为天，这个天到底能不能撑住，首先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种粮的土地。耕地资源无疑是中国粮食安全的生命线。


　　
但恰恰是这一关键的粮食安全的保障因素，近年来呈现出令人焦虑的危急形势。


　　
在刚刚公布的《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国耕地面积已经从2001年的19.14亿亩锐减至2007年的18.26亿亩，迫近“18亿亩耕地红线”。


　　
“红线”首次提出是在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严正的声音犹在耳旁——“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坚决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日前，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郧文聚、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与管理系副教授孔祥斌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解读了我国耕地资源的现状，深入解剖了耕地资源特定的内在结构和功能。


　　
应牢牢守住耕地资源这道最后防线


　　
在郧文聚递过来的名片背后，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搞好基本农田保护与建设——牢牢构筑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道防线。


　　
郧文聚曾在农业部非洲农业开发研究中心任总经济师时援非4年，名片上的那句话是他那一时期观察和研究得到的结论。


　　
非洲独立运动后经济一度快速发展，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但其潜在的农业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对经济的盲目乐观和忽视农业发展的恶果，在遭遇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不利转变时以更猛烈、更迅速的形式表现出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农业发展陷入困境，国民经济全面衰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粮食安全依然是非洲许多国家挥之不去的噩梦，这样的遭遇让当时援非的郧文聚感到痛苦而压抑。“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出现问题，关键在于缺乏稳定的农业政策，没有构筑一个‘吃饱饭’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有任何风吹草动，谁都不可能从容应对。”


　　
2008年，国际粮食涨价浪潮汹涌，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回想起援非的那段经历，郧文聚的感受格外深切——“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不能攥到别人手里，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要时刻注意自身的粮食安全，牢牢守住耕地资源这道参与全球化的最后防线。”


　　
像《国歌》里面唱的那样，


　　
中国耕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8年3月底，经过3年反复，第三轮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修编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新修订好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送审稿）》将尽快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


　　
而在2006年9月6日，国土资源部牵头制订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被国务院常务会驳回。暂缓批准的原因是国务院对耕地保有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了解，此前规划定的目标是保有18亿亩耕地至2010年，而国务院要求这一数值需一直保有至2020年。


　　
随后，在2007年的两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强调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有专家表示，第三轮全国土地利用规划期间也是全国各地各行业用地量最大、用地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近年来“圈地风”导致耕地锐减，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建设用地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大，各地建设用地普遍突破了上一轮规划制订的指标，有的甚至已经透支2010年用地规模，这无疑将给粮食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和风险。在外界看来，上有中央指标压力，下有政策执行阻力，是此次全国土地利用规划纲要修编延误至今的主要原因。


　　
郧文聚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虽然规划编修延误，但是可以看作是一次深刻的“国情危机教育”，而且这两年来对各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保18亿亩耕地红线，深刻理解，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专家的事情，而是中华民族的事情，应该把保护耕地作为保护中华民族核心产业来对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百明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保18亿亩耕地不是单纯的指标问题，18亿亩不保，17亿亩也守不住。这个道理很深刻。就像股市的标志性价位一样，这是一个心理价位，或者叫心理防线。通过规划修编，在全国造成这样的氛围，就像《国歌》里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的耕地已经减少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候了。这样才能唤起全社会的重视。


　　
而孔祥斌更愿意把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看作是一种政治态度。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财富之母。坚守“红线”的意义，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还关系到代际公平，可以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尊重的最大的国情。


　　
“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依靠投资拉动的‘虚拟经济时代’，实物财富的储备十分重要。面对美元贬值、国际能源危机、金融动荡甚至粮食安全威胁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黄金储备、石油储备和粮食储备的重要性。耕地所具有的战略属性也因此凸显出来，它是保护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资源，是一个国家实物财富储备的关键性资源。”孔祥斌一再强调立足国情实际去研究问题，反对脱离现实，单纯从经济学规律和理论角度去谈中国的耕地和粮食安全问题。“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有了保底的耕地资源，才有粮食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才能保障国人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18.26亿亩：数字背后的耕地国情


　　
日前公布的《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全面展示了我国耕地的基本国情，其中耕地面积已经减至18.26亿亩。


　　
一连串数字背后，有喜又有忧。喜的是，2007年，耕地面积减少速度明显趋缓，在近7年时间里，年度间耕地减少量从最初的3800万亩，减至目前的100万亩以内，减速连续突破三个数量级。在日益严峻的资源保护和保障形势面前，这些数字让人感到宽慰。忧的是，2007年耕地面积减少幅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生态退耕和灾毁耕地的大幅减少及农业结构调整净减耕地大幅下降。如果加上这样的因素，从数字上看，我国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数字变动的背后，是耕地占与补的不断变化的相向运动。”郧文聚向《科学时报》详解了《公报》中耕地数据的内涵。2007年，全国耕地的净减少量是61万亩，实际耕地因占用减少354万亩，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达293万亩，占与补之和才是净减少量。在占与补之间，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差别，更重要的差别在于，耕地在占与补之间，空间上发生了变化，质量状况也不一样。他说，“眼睛不能仅仅盯在数字上，而应该追问数字背后耕地减的是什么，在哪儿减的，减的怎么样，补的是什么，在哪儿补的，补得怎么样。”


　　
由此可以认识到，国家的耕地保护工作就是“开源节流”，一方面就是控制耕地的减少，另一方面就是开发整理补充新的耕地。


　　
郧文聚向《科学时报》展示了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历时10年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

　　一张全国连片集中优质耕地分布图。在耕地利用规划中引入“连片性”概念，有利于实现“优质集中”管理，提高农地的规模效益和生产能力。


　　
通过这幅图可以透视全国耕地生产能力的变化。“谈18.26亿亩耕地，眼睛要是仅仅盯在数字上，就无法看清它背后的产能变化，看懂占与补的差异。”郧文聚说，“我国耕地南北产能变化较大，南方一亩地能养3个人，到了北方，3亩地不一定能养一个人。”


　　
在郧文聚展示的图上，全国连片集中分布的优质耕地只有50多片，不到10亿亩耕地，其中6亿亩可灌溉，4亿亩不能灌溉。“即使是优质耕地，依然有必要细化认识，例如全国最大的连片集中分布的优质耕地——黄淮海平原，就存在很多不可持续因素。”孔祥斌说，“由于耕地集约化利用过度，黄淮海平原不少地方过度抽取地下水，已经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大量的耕地资源持续利用面临水资源的制约。根据2007年在河北曲周进行的农户耕地利用入户调查数据显示，由于水资源制约，很多农民正在改变冬小麦—夏玉米的耕地利用方式，被迫种植棉花等需水少的作物品种。”


　　
同时，这些耕地尚存在“健康”隐忧。2007年世界地球日期间，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全国受污染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项合计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据估算，全国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此外，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从而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到人体健康。针对土地污染特别是耕地污染现状，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2007年启动了“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计划投资10亿元、用时3年半摸清全国土壤污染现状。


　　
郧文聚、孔祥斌对《科学时报》表示，耕地健康应是18亿亩红线的应有之义。我们要守住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仅是数量、质量问题，更是耕地健康问题。根据粮食安全的定义，这道红线应该是能够持续而稳定地向所有人群提供无污染、无公害、能增强健康和延年益寿的粮食和其他食物的“绿色耕地”。


　　
土地整理，让占补从“两难”变“双赢”


　　
从郧文聚的图上还可以看出，在这50多片优质耕地分布区域，绝大部分城市也坐落其中。全国84个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73个分布在上面，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则全部落在这些连片耕地分布区域上。换句话说，中国最强劲的工业化发展区域与最需要保护的优质耕地分布区域是重合的，形成面对面的冲突。


　　
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整体推进过程中，这种面对面的剧烈冲突进一步加大了耕地减少的趋势，与之俱来的是土地已成为众多违规违法案件中的关键词。国土资源部日前结束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查出违规违法案件3.1万多件，涉及土地330多万亩。


　　
在大量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同时，随着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项目的稳步实施和农业结构的调整，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不及时采取适当的开源措施，我国耕地面积的大幅减少将不可避免，势必影响国家的粮食安全，甚至对国家安全生产产生直接冲击，形势异常严峻。


　　
开源的措施之一，就是对现有耕地资源进行整理开发。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提到重大成就时指出，过去5年我国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达152.6万公顷（2289万亩）。


　　
“从补充耕地的角度来说，这一数字还是很可观的。”郧文聚表示，“另外一重意义，它相当于补充了建设用地的量，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保障能力增强了，也就是说，各项建设可以尽量不去占用耕地，必须占的要尽量少占，能用‘劣’地的不去用‘好’地。”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的潜力很大，保障发展的国土空间潜力也很大。现在，建设用地当中闲置土地、空闲土地、批而未供土地大约有400万亩，还有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地2亿亩，未利用地39亿亩。“十五”期间，国土资源部每年通过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年均400多万亩。


　　
但让郧文聚担心的却是，这些新增的建设用地实际节约利用得并不好，利用效率低下。根据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提供的材料，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的投资量，美国比中国高出2倍，德国高出6倍，日本和英国则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另据一项对全国644个城市的统计表明，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达到了133平方米，大大高于国际水平。城市里各种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土地利用效率也比较低；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的总量数倍于城镇建设用地，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还田的潜力巨大；公路、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节约用地的潜力同样非常大。


　　
因此，只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走出一条节约、集约、高效的新路，耕地能保护好，建设也会有保障，耕地保护工作中的占补“两难”就会变成“双赢”。


　　
当然，“开源”还有一项措施是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根据2005年国土资源部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结果，全国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面积为701.66万公顷，可复垦耕地后备资源为32.72万公顷。但是总体上，这些后备耕地资源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地质量较差，存在生态背景不良等多种限制因素。

　　

cc136520 at 2008-4-27 10:56:59

【报纸名称】科学时报  
【日期】2008年4月23日  
【版面】1  
【分类】经济 > 世界经济  
【全文】
　　
粮食危机正成为全球性的热点话题。不久前，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例会的各国财政部长宣称，全球粮食短缺和食品价格飙升已成为比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更为严重的威胁。近日，《科学时报》记者就全球的粮食危机问题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


　　
《科学时报》：你怎么看待此次全球粮荒和粮价上涨？


　　
黄季焜：这次全球粮食价格上涨所凸现的粮食危机，对不同国家影响很不一样。可以分几类来说明：第一类，对那些贫困人口多、土地分配不均、很多农民没有土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次粮价提高对他们会造成很大冲击。但对于这些国家中有土地的生产者，粮价升高对提高他们的收入有正面影响。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影响比较大的因素还在于，他们没有足够实力去补贴消费者，从而会引发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二类，对发达的粮食出口国来说，消费者对此次价格提高不是很敏感，对农民生产、农民收入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粮食价格提高，美国等粮食出口国，土地利用率在提高，总体种植面积在扩大，农民收入可因此提高。


　　
第三类，像中国这类农村土地分配比较均衡的国家，从事农作物生产的所有农民都会从价格上涨中得到好处，但对消费者特别是对城市中低收入者将产生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我认为粮食等食品价格的提高会对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促进中国农业发展有好处，会促进农业生产的投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此次粮食等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同，但对全球农业的发展来说将会起到很大的积极促进作用。不管是对任何国家，都会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科学时报》：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在中国一些较富裕地区的农村，比如苏南地区，虽然农民自己在工厂打工不再种地，但一些农民也因为粮价上涨而感到生活压力上升。


　　
黄季焜：是有些农民将承包地出租而自己在外地或本地打工，由于粮食等食品价格的提高，他们因此会感到生活压力上升。但相比较而言，在外打工而出租土地的农民通常比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收入要高。中国99%以上的贫困人口在农村，而且大部分是务农的农民。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对还在务农的农民有很大的正面影响。当然，从长远发展来讲，我认为未来在政策上应更多向这些真正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倾斜。对于城市中低收入者以及一部分在外打工而收入又低的农民，应该给他们短期粮食和食品价格补贴。


　　
《科学时报》：现在，中国的粮食自给率目标是90%，你怎么看待粮食自给率问题？中国的粮食自给状况安全吗？


　　
黄季焜：我认为粮食问题不能简单笼统地谈。粮食包含的内容很多，比如大豆等豆类作物，传统上把它归入粮食，但我认为应把它归入油料作物，而不应把它当做粮食来看待、管理。如果把大豆去掉，主粮主要是水稻、小麦、玉米等谷类作物。以这几种作物来说，对我国粮食安全或社会稳定起主要影响的是水稻和小麦，这是基本口粮。但我国水稻基本供需平衡，可以自给，而且在过去十几年中有出口，虽然我们的出口也不多，大约是1%左右。同时，我国人均大米消费量已经开始下降，未来供需压力不会太大。所以在水稻方面还是比较安全。


　　
以小麦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平均每年要进口1000多万吨，但现在我们基本上不用进口小麦，小麦的安全性可以说越来越高，其中的一个因素也在于，对于小麦的人均消费已经在不断下降，需求不像以前那么强，还是能满足需求的。


　　
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相对有较大影响的是玉米，玉米主要是作为饲料粮用于畜牧业生产。我们过去几年曾经出口玉米，但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玉米需求量不断提高。从长远来说，可能需要进口一部分作为弥补。


　　
应该说，三大粮食作物的安全性是不断提高的，或者说我们的粮食自给是不成问题的。唯一例外的是玉米，但它对社会安全的影响没有水稻和小麦那么重要，即使我们的玉米将逐渐地从出口转向进口，也不至于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科学时报》：有舆论认为，此次粮价上涨，主要是发展生物质能源惹的祸。对于生物质能源，虽然目前已经有不少反思，但看起来发展势头仍在继续。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否会挤占粮食生产空间而导致粮价继续上涨？


　　
黄季焜：我觉得粮食价格上涨只是刚刚开始，并不是结束。过去，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往往是过上一年半载就会回到原位，但这次不一样。


　　
过去，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受短期内某种因素影响，能源价格迅速上升，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但经过一段时间，当这些影响因素消失后，能源价格就会下降；第二，由于灾害天气因素影响，使粮食生产受影响，导致短期内粮食价格提高，但灾害天气因素的影响是短期影响，今年是灾害年，明年可能就是丰收年。


　　
这一轮粮食等食品价格的上升与过去并不一样。此次粮食等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于生物质能源发展和能源价格出现长期上涨趋势所导致。从价格上涨的影响分析看，在过去一年全球粮食等食品价格上涨的诸因素中，能源价格提高对粮食等食品价格提高的直接影响占30%左右，它是通过影响农产品生产投入品价格提高来影响食品价格，对化肥、农药、机械、电力等价格增长都起作用。生物质液体燃料能源的发展在过去一年对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占40%左右，它不但提高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而且把农产品市场和能源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上二者合计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为70%。除此之外，各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和商业部门、生产部门包括农民以及消费者的投机行为，对粮食等食品价格的影响占30%。


　　
但从长远看，贸易政策和投机行为是短期的，但能源价格不会再回到几年前每桶30美元的价格，而是将保持在相当高的价位上运行。更为重要的是，生物质能源发展特别是生物质液体燃料的发展只是刚刚开始，由于许多国家能源安全比粮食安全更为重要，都制定了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的规划，因此未来农产品价格仍将上升。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会给世界农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将给土地、水等资源的集约利用带来巨大挑战。

cc136520 at 2008-4-27 10:57:27

【报纸名称】科学时报  
【日期】2008年4月24日  
【版面】1  
【分类】经济 > 中国经济  
【全文】
　　有人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灾荒史，灾害和饥荒的记载充盈其间。翻阅中国灾荒史，久而久之又会感到中国的灾荒史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饥饿中艰难挣扎的生活史。



　　粮食安全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演进了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在回顾中国粮食安全的历史时，诸如自然灾害、生态环境、人地矛盾、交通运输、整饬吏治等与现实情况交叠的词汇反复出现，增加了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历史学者卜风贤指出，一个矛盾的局面交织在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史上：长期领先世界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粮食供需经常性失衡的两极现象，使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始终挣扎在安全与危机之间。



　　我国的农业技术



　　曾经改变了欧洲农业生产



　　在卜风贤看来，我国高水平的农业生产技术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因素。传统农业时代，中国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隋唐以前国家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上涨，完全能够应对可能发生的饥荒，而且还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中国近2000年的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大的技术进展是宋代以后在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基础上确立的江南稻作农业技术体系。这是中国农业史上一个重大转折，不但农作物产量得到大大提高，而且还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因此被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在此阶段，中国传统农业单产水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亩产90多市斤，上升到江南地区稻谷亩产量337市斤的高水平上。



　　尽管在考察我国粮食单产数字时，由于古代度量衡的变化，文献资料中粮食产量的单位、田亩的计量单位存在实际数量的变动与差别，历史学家们在确定具体产量数字时，产生较大的分歧和争议。但我国古代的粮食生产水平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依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以1950～1951年的水平计算，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印度谷物单产只有当时中国的52％。



　　19世纪随同英国使臣晋见清朝乾隆皇帝的乔治·斯当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都有批评，但在论及农业技术时还是称赞有加。当中国宋代南方稻谷平均亩产量达到343市斤时，英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仍然极为低下，混合作物亩产量约合亩产76市斤。17世纪后，中国农业技术的西传才打开了欧洲农业革命的大门。欧洲的传教士、科学家和商人从中国带回了曲面铁犁壁的犁、种子条播机和中耕机等农具和中国的播种方法，催生了欧洲的农业机械化，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生产水平的停滞局面。



　　因此，卜风贤认为，传统农业生产为古代社会提供的粮食数量在过去2000年时间里不断增加，农业生产不但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性因素，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对我国历史饥荒的发生产生了积极的制约作用，“如果不是依赖于高水平的传统农业技术，中国古代的灾荒危害将会更加严重”。



　　自然条件：致命的局限



　　然而，高水平农业技术并没有把中华民族从长久的饥饿中拯救出来，相反中华民族的持久性饥饿与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同时并存于历史时期，卜风贤称之为中国农业史上的“高水平陷阱”。



　　在面对“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为什么没有为古代的中国人提供足够的食物？农业技术的进步为什么不能遏制饥荒的发生？”这样的质问时，自然地理环境的局限突现出来。



　　从气候条件上看，我国农耕地区自然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有相同的看法。我国粮食生产的节气与自然条件往往不相符，春夏时期当北方需要雨水浇灌，南方作物需要光照的关口，而夏季风集中于南部沿海地区，致使北旱南涝；夏秋时节北方作物需要充足光照，南方作物需要充裕水分的时节，雨带却又推移到北方地区，往往出现北涝南旱的不利局面。因而在传统农业时期，自然灾害的高风险性构成了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



　　综观2000年来中国粮食安全的历史进程，饥饿并没有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所缓解，甚至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加剧了饥荒的范围和程度，卜风贤认为：“中国历史上灾荒的发生危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而更加严重。”



　　我国尽管幅员辽阔，但可耕地面积相对狭小，在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的同时，人口往往会随之增长，卜风贤说：“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产量之间同步异幅增长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扩大耕地面积。”于是，“人地矛盾”这个很现实的字眼较早地出现在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中，也是传统社会解决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



　　对我国的人口究竟什么时候增长到1亿的问题，争议颇多，最早的说法是宋代，到了清代人口增加到3亿～4亿。为了适应人口日益增长的社会形势并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问题，从宋代起中国境内适宜农垦的土地基本得到开发垦殖，明清时期农业开发的范围和幅度大大超过此前任何时期，山林湖沼悉数垦辟为农田，甚至开垦到了自然条件极其严酷的边地、山谷、高寒地带以及荒漠化地带等此前荒无人迹或人迹罕至的地区。



　　到了清末，耕地面积基本上达到16亿亩，与现有耕地面积18亿亩十分接近，但耕地面积的急剧增长并没有缓解饥荒的压力，相反“入清以后由于人口增殖过快，人口压力剧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清代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倒退到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上，饥荒的频繁发生已经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恶化趋势”。



　　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历代中国农民主要通过垦荒毁林扩大耕地面积，这种现象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存在，汉代中后期因为大量森林被垦辟为农田，以至于政府再也无力像汉朝中前期那样给无地流民发放公有林地和皇家园林。此后的农业资源开发逐渐向边荒地带扩展，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进入自然条件异常严酷的高寒地区和山谷地区继续拓展生活空间，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环境灾害因此日渐加剧。



　　据统计，公元1世纪至9世纪，每百年旱灾的发生频次都在100次以内徘徊，到了17～19世纪增加到300～500次。在传统农业的后期阶段人口压力达到鼎盛状态，因为技术进步而增加的粮食产量在不长的时间内被大量人口消耗殆尽，于是饥荒以更大的规模、更频繁的次数发生。



　　农民的贫困加剧了危机



　　每年春季，古代帝王都要举行仪式，象征性地亲自耕种。经济历史学家李根蟠认为，无论从这种仪式的举行，还是从实际措施上看，中国历代政权对粮食安全问题是相当重视的，而且有一系列制度对粮食安全进行保障。从土地政策上说，汉代早期，政府曾给无业流民发放林地，供其耕种、安居；从经费支持上说，很多朝代都有减免赋税的政策，并发放贷款给农民购买耕牛、种子等农用品；从技术上说，政府组织编写图书推广农业技术，发展水利等，从土地到资金到技术，都推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特别难得的是，在传统自然经济的时代，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对粮食市场进行调节和干预。在丰年，以平价收购粮食进行储备，到荒年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以平抑危机。



　　由于我国农业受自然条件制约，灾荒频繁，粮食供需间的平衡相对脆弱，因此，古代中国很早就重视粮食的储备，从中央仓库到地方各粮食仓库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粮食储备制度，以应对粮食危机。



　　与很多研究当今粮食安全的学者的看法一致，“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李根蟠认为，“在我国古代也是如此。”除了由于自然条件导致的年度和区域间粮食分配的不均衡外，人为的因素导致的人际间粮食分配不平衡，也加剧了我国粮食安全的脆弱性。



　　据卜风贤统计，在传统社会中自耕农的赋税等各种负担占总收入的30%～50%，而佃农的各种负担则占到了总收入的50%～70%。1922～1925年，金陵大学开展了一次对全国6省11县区13个调查点2370家普通农户的调查，结论是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在这种极限的生存条件下，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应对粮食的阶段性危机时，显得相当无力。



　　“尽管我国历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制度还是不错的，但传统中国的吏治一直是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李根蟠说，“吏治的腐败往往使好的政策未必能很好地实施下去。”



　　此外，运输一直是我国应对粮食危机的一个瓶颈。卜风贤认为，交通不便常常导致灾情加剧，甚至通过饥荒灾情的放大效应而威胁封建政权的稳定性。

longmarch10000 at 2008-4-27 11:46:55

当然粮食的减产和各种工业消耗是导致国际粮价，甚至中国粮价上涨的重要因素外，
在中国，由于粮食的价格普遍偏低，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较差，粮价肯定会上升。

yhcafish at 2008-4-27 23:30:46

中国不管什么东西都不能用世界通用规律来说明的，有中国特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