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收到一封来信，说他们合成了一系列新材料，看我在做催化反应有催化测试装置，想问我是否有兴趣合作做一些催化。这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科研工作者发来的，是值得信赖的。我心里一喜，心想机会找上门来了，net-working起作用了。但是因为我不是老板，做不了决定，于是我就回信说我的工资和仪器都是老板提供的，我得征求老板的意见才能决定。但是在呈报给老板之前，我主动地问了他几个问题：合作的期望是什么？是出文章的吗？如果出文章的，我老板的名字应该在上面，可以吗？我问这些问题，是因为我看了一些科研管理的书(Making the Right Moves: A Practical Guide to Scientific Management; At the Helm: A Laboratory Navigator; On Being a Scientist)，知道合作前就是要讲清楚分工和出文章的。我只有把这些信息收集齐全才能向老板提出。在得到对方正面答复后，我马上把情况告诉了老板，没想到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
和上一次和别人和合作相比，这一次我做好了打阵地战的心理准备。这是因为在上次和别人的合作中，我一开始被老板鼓动了，以为花两个星期就能出篇第二作者的Nature Materials，结果等了一年半出了篇JPCC（其实我对这个结局已经满足了）。这次，我并没有认为两个星期就可以出文章了，相反，我认为必须要辛勤地付出才能对得起作者的称号，并且付出得越多，自己越make a difference，自己就越愉快。为了既照顾老板的感受给老板省钱，又把事情做出来，我感恩节四天都来实验室干活，星期六星期天也不休息。就这样，主要利用“业余时间”测试了一系列样品。有时候一天能测一个样品，有时候一天能测两个样品。
谁知道，测完以后，发现一开始用的预处理条件并不是最好的。如果能改变预处理条件，对于某个样品能达到最佳效果。于是我又换了一个预处理条件，重新测试这样样品，期望都得到最佳效果。我又选了一个样品详细研究了几个预处理条件的影响。
把数据提供给合作方后，对方利用寒假时间艰苦奋战，做了其它表征，很快写出篇快报，还说能发一篇长文章。其实我的心理是这样的：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一定要发什么好杂志。我和别人合作，如果对方投不了好杂志，我从来都不会取笑别人，相反我会觉得很自然。另外我的心理就是无论和谁合作，我希望最好两篇并一篇，一次说清。
对方写快报的时候，又设计了对照实验。于是我做了一些对照样品的测试和某个样品不同条件的影响，又花了一些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的，做科研就是要这样的，不辛勤付出就没有收获。在合作方写出快报后，我提出些修改意见。几个月后合作方决定把快报扩展成长文章，一次说清。
对方也许很明白我的心理，也许他经常读我的网上文字，知道我希望在合作时有及时和有效的沟通，知道我喜欢make a difference，就把文章发过来给我看看。遇到这种合作出文章的事情，一般做了辅助工作的“不重要”的一方把数据丢给牵头的一方，然后什么都不管了，只看自己名字是否在上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喜欢take initiative，也就是采取主动。否则的话，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发表，文章的写法和观点也不一定是我所要的。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是做定了。一开始我给他提供调整结构的粗线条建议，得到他的采纳；后来我开展第二道工序：修改文章并提出问题；就这样几个回合和做了补充实验以后，终于把事情做好了。
回顾我所有的合作历程，感到真正的合作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其实我这个小人物的角色很微妙：我一边要向老板交账，哄老板很快就能出文章的，不需要多少时间的，make the boss feel comfortable；一边要向合作者汇报，努力帮助他们快出文章。资本主义社会的老板大家也知道，有好处当然照单全收的；但是如果下属做了“亏本生意”，板子就打在下属身上。我的“生不逢时”之处就在于：我不是老板。
所以在这样的机制下，很多人的做事方式就只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而我为什么出了近四十篇外国文章？感到重要的是积极主动(take initiative, be proactive)，勇于承担(be responsible, be accountable)。如果时光能够倒转，我还是非常乐意和那位合作者合作。但是在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环境和机制下，“小人物”要想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读者也许又要讨论我“合算不合算”了。我要说的是：我是在“修行”，是在执行自己的做人准则(take initiative in order to make a difference)，是在锻炼自己的能力和积累经验值。做科学实验是实验，与人合作也是“种试验田”，就象以前中国进行承包到户的改革一样。这是非常宝贵的，难以用什么杂志、排第几作者来衡量的。我已经有近四十篇外国文章了，当然不会和别人去争第一作者的，我从中找到的是真正的快乐。做实验和修改文章对我来说象是在玩一样的，里面有快乐。
[ 本帖最后由 zhenma 于 2008-7-28 11:3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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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回复
It actually hurts me a lot.
虽然他们文章的发表不影响我的发表，但是我却感到受到了伤害，无论是原创性和心灵都遭到了伤害。
知道学术界其实是很黑暗的。有的人给他挂个名字，结果他反而到处作报告，说成是他的工作，把真正做贡献的人的名字放在致谢里面。一定要与学术腐败斗争到底！这件事情还没有完，我以后会有勇气揭露先发后发的事情。
真没想到合作的事情会搞成这样！以前对方问我要了已经发表的样品，结果过了一年半都没文章；后来要了我没有发表的样品，象鲨鱼看到血一样地叫几个人狂作和我们强抢时间。真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了。老板也无法保护我的利益。搞到后来，象是一开始我和老板都是原告，后来老板和对方达成庭外和解，倒过来说我胡搅蛮缠。
我的观点是：什么事情都应该有商有量的，先发后发不要紧，道理要说清楚嘛！！
下决心过一阵找那个有权有势的美国人当面谈谈，教训他一下学术道德。
[ 本帖最后由 zhenma 于 2008-7-29 09:41 编辑 ]
QUOTE:
世界很小的，该容忍的就容忍。
人的行为，是面向他人的，并不是说他自己说什么别人就信什么。
他作讲座，讲你的东西，别人或者说有人是能明白的，他讲好了，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听一个人帮你在作讲座。
很佩服你的科研能力和态度，这对人类与社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可做科研也有圈圈。有圈圈就有游戏规则，我们应该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学会去玩能，而不是跑出去。
QUOTE:
关于署名的逸事一则
Zhenmafudan @ 2008-07-29 12:07
我以前的博士生导师对credit分配非常严格。就是用同一台仪器的都不互相挂名。一个博士生进实验室，老板叫他看着一个博士后做实验以熟悉仪器装置，结果写文章的时候博士生不挂博士后的名字，博士后不挂博士生的名字。
曾经就学术道德问题和以前的博导有过争论，可见我这个人在学术道德上也是非常顶针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进实验室的时候，有一个博士后离开了实验室，他发表了一篇美国化学会志。我接手他的课题后，看了他的实验报告，得到一些启发，做了无数实验，出了篇Journal of Catalysis，给以前的博士后署第二作者。后来又做了其它的很多实验，在写文章时引用自己未发表的结果为：Z. Ma, ABC, F. Zaera, unpublished results。后来校清样时老板把这改为Z. Ma, ABC, F. Zaera, JACS, submitted. 我大怒，因为前面是说我们三个人得到未发表的结果，是某一个概念；后面说前面一个博士后得在我文章上署名，这就涉及到实质利益分配的东西。数据和点子全是我的。我就对博导说：那个人已经走了很久了，难道我以后的文章都得给他署名吗？你以前的博导教你用仪器，难道你离开博导后还要给他署名吗？
博士生导师看了我的意见，虚心接受。说如果以前的博士后做了初步实验证明此路是行得通的，我做了后续实验，那么我有名字，他也有，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credit, 那个人也得到了应该得到的credit。这就是前面文章有他名字的原因。博士生导师说他是非常公正的、严肃的。但是考虑到这篇文章虽然他以前也做过个别实验，现象在他以前文章里简单提到了，而我做了全部的实验，因此，博导采纳我的建议：不加那个人的名字。
我所要表达的要点是：（1）学术道德是重要的，有的人非常严肃和重视。（2）什么叫leadership? Leadership不是采取鸵鸟政策，不是回避问题。当时我做博士生的时候感到导师的某个做法无意中是不对的，我当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指出，这些信件（包括回信），我至今还保留在我家里。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take initiative ，当面指出来，也许能make a difference。如果收到意见的人掩耳盗铃，那只能降低他自己的价值。
时间过了那么久，我还记得我曾经的making a difference by taking initiative